沈嘉禄：应缘我是别茶人

－－读潘向黎茶文化随笔集《茶可道》有感

　　阳春烟景时节，潘向黎的新著《茶可道》与《看诗不分明》联袂奔来这个纷繁嬉闹的世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慧眼识宝，用封面设计简朴素雅的精装本给了作者慷慨优遇，再加上小开本以及称手的厚度，自信地提示读者不要被休闲读物的外观所迷惑，其实是饱含着浓厚的人文怀情。

　　素面朝天，似乎更令群芳嫉妒，两本书－－尤其是《茶可道》，高挂京沪畅销书榜单三个月，至今也揭不下来。自从大陆引进图书榜单这玩意儿以来，一本闲谈茶文化的书受到读者如此热捧，似乎还没有比肩者。莫非是喝惯香片的老北京感情也移情龙井或铁观音了？或者新生代读者试图豹窥江南才女对茶文化的一番“唐诗别裁”？我的理解是，早就加载于中国传统文化内存的茶文化，在当下人心思古、人心思安的语境下，经过一番晒青、凉青、摇青、揉捻和翻炒，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似乎也有了更广泛的功能。

　　向黎爱茶，我暗中引以为同调，自她在《新民晚报·夜光杯》上连载“茶可道”那天起，就一直拜读，有些篇什还小心剪下来收藏，供日后深入研读或作参考资料。“茶可道”这一“道”，似乎有三四年之久，但对这样一个非冷门选题的写作，非得别出机杼、后来居上不可，否则无异一碗残茶中续了一注滚水而已。向黎的写作，格式上也分了茶的简史、茶叶、水质、品类、器具、茶礼以及茶与诗文，但由于长期的知识积累与体察、领悟，特别是文本写作上洋溢的中国茶精神和文人气质，以及贯穿全书的“黛玉之叹”，使她拥有了召集广大读者聚来分享的机会。

　　比如，向黎从女性的角度梳理了一批自己中意的茶，它多半是由富有诗意的嘉名构成一个个翻飞的意象：狮峰龙井、黄山毛峰、太平猴魁、恩施玉露、蒙顶甘露、敬亭绿雪、天池茗毫、青城雪芽……这似乎是商业文明的劳绩，实则揭示了一个文化秘码：中国的酒，名目泰半粗率直别，少有文饰，它只是文人骚客的燃料，灌进胃里溶铸成玑珠文字。而茶名，似乎在不经意中获得并历久沿袭，在一次次吟哦中印铸了盛世年华的时代风貌与文人墨客的翩翩风姿。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早就走向世界的中国茶，更有资格成为中国文化的形象代言人。向黎也引用了一些饶有趣味的典故与神话。神话在一个民族的青春期具有高度概括的别识性和增强凝聚力的作用，典故在中国，则多半是文人的虚构与向往，拿来为茶写史，不妨当作一串生动形象的注脚，可信度大可不必考据，要记住的是人与人的机锋对决。比如她写到茶圣陆羽鉴水的故事，湖州刺史李季卿路过扬州，与陆羽偶遇，让军士取了长江的南零水请陆羽煎茶。陆羽一品便判定此系临江水而非南零水，也不管军士如何辩解，只管将水倒出一半，用勺子取水扬了扬说：“到这里才是南零水了！”至此，军士不得不低头认错，原来他取水后不慎洒了一半，便在江岸边加了一点临江水。至此，中国茶饮中的大学问－－“水为茶之母”这一关节就显出其重要意义，就深入人心了。其实这样的故事，在唐代李德裕、宋代苏东坡和元代倪云林身上也都神奇演绎过。这些典故或神话想说明什么？中国人的智慧与幽默？生活格调与消费豪奢？我看本质还是一个规律性的东西：中国的生活艺术，一直在文化人的直接参与或关照下形成格局，形成气场，甚至被简略地仪式化。

　　甚至，自负的士大夫们还会将这个专利让草根社会的奇人分享。对了，你也想起来了，比如金沙寺的小书僮供春，用缸底洗手沉泥捏出了手指螺纹清晰可鉴的树瘿壶，一代壶艺大师由此横空出世，一个紫砂器与茶叶共存共荣的时代由此开启。再比如，有个乞丐久闻福建某富翁爱喝好茶，就跑去门前讨口茶，但犹觉不够醇厚，便摸出随身的紫砂壶再泡，味道果然醇厚无比。富翁求购，乞丐不允，遂想出一个两全之法：一壶分作两半“股权”，一半卖给富翁，得钱安顿家小，留一半在手与富翁每日分享好茶。原来，这个乞丐过去也是富人，都是喝茶喝穷的。

　　这样的故事已经超越了叙事层面的阅读效果，在于向后人表明：一盏好茶当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都有分享的权利与机会。这种意识在民间弘扬并根深蒂固，或许也是今天构建公民社会的人文资源。有鉴于此，跟我一样，向黎也很讨厌皇帝粉饰茶史的巧妙用心，比如大红袍的来历，比如碧螺春的得名，比如“喊春芽”的“采茶典礼”。茶话中的皇权意识，我认为是近现代人才有的，唐宋、明清的文人即便困厄如涸辙之鲋，也不会轻佻地编排这档肉麻的“轶事”。

　　更令会心一笑并掩卷遐思的则是对历代茶人的悉心描摹，这使向黎的落笔从纯技术层面引人入胜地转圜至对盛唐大宋人文情怀的怀想与追忆，艺术与宗教的感情成了她这份写作的内在支撑。比如对陆羽、白居易、苏东坡、欧阳修、陆游、张岱、袁枚、曹雪芹等茶人的高度评价，对丁谓之流行迹的嘲讽与抨击，其实都是借古人轶事点评今天的新闻。再比如，曾在日本接触过茶道的向黎，对国内日渐式微的精神层面上的茶诗和民俗学层面上的茶馆、茶俗、茶礼表示无比遗憾，同时对时下流行的茶道秀和旅游景点的巧妙推销频频蹙眉。这种事情，其实在茶道盛行并高度仪式化的日本也已经发生了。川端康成在1968年出席诺贝尔文学奖的典礼上就说了：“……如果将我的小说《千羽鹤》读解为描写日本茶道的精神和形式的美，那就是一种误解－－准确地说，它是一部否定现在已经变得恶俗的茶道，并对其表示怀疑和警告的作品。”

　　是的，一切都远去了，茶的品质，因为农药而远去。煎茶的水，因为污染而远去。茶器，因为民间收藏的繁盛而远去。茶诗，因为肥皂剧的盛行而远去。茶人，因为生产方式及文化品格失落而远去。令人惭愧的是，在韩国的全罗南道，我看到山峦间的茶园以水墨画的形式呼纳着清新湿润的空气，排列整齐，诗意盎然。在日本料理店，日本“女将”身穿丝绸和服，手执里千家茶筅，用从唐代中国传过去并本土化的“古法”点茶，再将古老的轮岛漆碗双手捧到我面前。我一饮而尽，推门而出，端庄雅丽的日本女人迈着碎步送客，在身后不停地鞠躬、再鞠躬。我呢，此时差不多是在一路跑逃，丢盔卸甲。

　　我还能说什么呢？好在我们还有《茶可道》，真的感谢向黎在“茶人”这一块上着墨如此用心，使文字与空格具有戏剧般的感染力和诗性的回味，使每个昂首走过的美髯长者都闪烁出人性的光辉，也使我们这代人在名利场狼奔豕突的间隙，强迫自己坐下来品一壶茶，并通过“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这样清新悦目的句子，读懂前贤的高洁与清雅。（沈嘉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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