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钱好赚生意难做

　　翁瑞康认为，在太原赚钱容易，因为市场很大；在太原赚钱又非常不容易，因为每一笔生意都做得非常艰难。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把6吨茶叶从福建送到山西绝对是个大工程。每次南下贩茶，翁瑞康都和打仗一样。身上揣着巨款，坐三天三夜的火车，下车后直奔茶场选茶、下订单，然后再自己雇车把茶叶从福建运到太原。如果顺利，车队日夜兼程需一个星期，遇上堵车，或车出了故障，就得十来天的时间。路线长，路况不好，劫货丢钱的事常有发生。为应对突发事件，“装茶叶的木箱里常常藏着钢管和斧头之类的防御器械。”交通和物流行业发展滞后，使这种担惊受怕的跑车，持续了七八年。

　　翁瑞康说，想赚钱就不能怕吃苦，敢闯敢拼是福建商人的特征。但很多时候，靠吃苦不能解决问题。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个体私营经济刚刚放宽，市场机制不完善，政策法规不透明，翁瑞康身逢其时，经历了个体私营经济“从荒蛮到文明”的转变：周旋应对来自各种部门的检查，罚款、没收商品、关门整改……甚至“粗暴执法”；不肯向地痞无赖妥协，屡遭骚扰，茶叶店几次被砸被抢，让他陷入绝境。人身、财产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和尊重，翁瑞康深感身心疲惫，好几次想一走了之，返乡择业。

　　一次，翁瑞康刚把货从车上卸下来，有人推门进来，要买半斤。他为难地说，按规定经过有关部门的检验后才能出售，来人很不耐烦地说他“死脑筋，我买你卖，谁会知道。”翁瑞康就称了三两。结果此人拿着茶叶一出门就打电话，一会儿外面开来两辆车，几个穿制服的人进来说他违反有关规定，翁瑞康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几大箱未来得及拆包的茶叶就被没收了。翁瑞康这才反应过来，他中了诱卖的圈套。以后，翁瑞康“不得已在夹缝中寻找变通和保全的方法”。每每想起创业初期的艰难，他都会心酸到掉泪。

　　现代金融业、物流业、交通运输业的迅猛发展，缩短了福建与太原的距离。年轻一代赶上了好时代，更多的福建商人沿着前辈的足迹，来太原掘金。2006年，27岁的闽商廖钦敬从福建安溪来到太原时，这里已有大大小小十几座茶城，上千家茶店。廖钦敬“安营扎寨”的中奥茶城，近八成经营户来自福建，晋闽两地早已搭建成熟的“现代运输直通渠道”，只要一个电话，茶叶就可以从福建调集太原。虽然做飞机只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但廖钦敬兄弟回家时，还是愿意自驾。“高速路四通八达，从山西太原到福建安溪也就二十个小时”。

　　翁瑞康经商时遭遇的“灰色地带”，在年轻的茶商听来，好像“发生在港片里的故事”。廖钦敬还没有遇到乱收费、乱摊派等不规范的执法行为，他可以顺利地从市场办了解和掌握更多的政策信息，明白自己该交哪些费用，或享受哪些优惠条件。

　　C、从边缘到主流

　　现在，太原人可遍尝天下名茶，西湖龙井、黄山毛峰、安溪铁观音、安吉白茶、云南普洱、武夷大红袍、台湾洞顶乌龙应有尽有。在福建茶商的推动下，太原人对茶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由“喝”到“品”，茶叶的品种、品质、泡饮方式以及茶具的选择越来越讲究。

　　翁瑞康记得第一批来晋的福建茶商人数不到10个，几平方米的小门面房，看上去毫不起眼。而如今，太原市从南到北除了散落在街头巷尾的茶店，十几家专业的茶叶批发市场和茶城，里面密密麻麻的茶铺七八成的老板都是福建茶商。2011年8月20日，太原新精品茶城开业，这又是一家以闽商为主投资经营的专业市场。从开始的单枪匹马，到现在的“抱团做战”，福建茶商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商圈。一到中午，市场内飘起浓浓的米香味，大家吃着饭，用地道的闽语聊着天，很多晋闽两地的合作交流信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传播。

　　随着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太原的投资环境不断向好，吸引了更多的闽籍商人来山西拓展事业，办厂经商。他们从事的行业除了茶叶，还有汽配、装潢、茶叶、水果、制药、酒店、电脑、服装鞋帽等三十余种。有关资料显示，到2010年，闽籍驻晋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从事工商活动者达三万人以上，总投资400多亿元，提供了4万多个就业岗位，每年税收上交20多亿元，成为山西经济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999年12月12日，山西省福建商会成立；2004年，在闽籍茶商翁瑞康、林炳华、董希坚的推动下，山西省福建商会茶业专业委员会成立。翁瑞康的茶叶生意越做越大，无论是资产还是店面都在逐年翻倍，太原较大的茶叶市场都有他的分店。翁瑞康被推选为山西省福建商会常务副会长、茶业专委会主任，并且成为太原市万柏林区政协委员，这个“小个子”福建商人终于可以为第二故乡的发展建言献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