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专营”到“自主经营”

　　晚清覆灭、民国，直到新中国成立，稳定的社会环境终于给中国茶叶道路上的兵荒马乱画上了休止符。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好像一个轮回，中国又接近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那么中国茶叶呢？近三十年来，一度沉寂的中国茶可否重返世界舞台中央。

　　记者再次来到马连道茶叶城，打算在这个北方最大的茶叶市场寻找三十年变化的蛛丝马迹。

　　凌道农，39岁，来自茶叶之乡安徽歙县，家族茶叶店的继承者。他父亲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茶商之一。当年，作为村里的生产队长和当地的露天电影放映员，他父亲生活规律但不富足。家里兄弟姐妹多，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轻人总想着多赚点钱。

　　1978年，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消息传进了村子。茶叶由国家专营变为放开经营权限。他用村里的名字办了“七贤村茶叶厂”。 经历过特殊的动荡岁月，这个敏锐的年轻人，坚持以村子的名字冠名自己的茶叶厂，“说起来是给自己找把保护伞，不知道哪天政策会变，有个挂名总安全得多。”

　　凌道农是他的二儿子，高中毕业前，没有出过县城。

　　1985年，凌道农看到电视里宣传万元户光荣。他惊诧地眨眨眼，暗暗得意，“那时候，我家早就不只是万元户了，而是好几万元户。只是不敢声张。”

　　原来在村里的老房子，又挤又破。三层的楼房，一口气修了两栋。靠着茶叶厂的火热，房子修建得很体面。他们一家三兄妹以及家属都和父母住在一起。

　　凌道农家的状态引发了很多乡亲的羡慕。附近开茶叶厂的人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直到一次，某省茶叶公司把上百斤的茶叶退还给了他们，一家人看着茶叶发愁。凌道农听从父亲的吩咐，走出省，来到山东开店卖茶。

　　同时，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上海老乡的帮助下，他们家开始把茶叶销往海外。用统一的白色纸箱装茶，上面只有数字和代码，他记得这些茶就这样漂洋过海。“也就卖过一年，利润不高，就算了。”

　　去年，他把山东的茶叶店卖掉，来到北京。“老爷子在家里忙着带孙子，但心里还是希望来北京卖茶叶。这是他一辈子的梦想，觉得来北京卖茶，有脸面。”他嘿嘿笑了两声。“孝顺孝顺，首先要顺嘛。”他笑着说只买得起这30平米的房，而半空中，一个狭小到只能容纳一个人的阁楼，就是他的卧室。

　　他觉得他在做的是一件“越来越孤独”的事业，村里的年轻人多半都去了大城市打工。老家的茶叶厂要雇年轻人工作，简直太难了。对于未来，他有点迟疑。

　　“再次崛起”的尝试

　　凌道农不知道，在马连道茶叶城里，据说拥有最大面积茶叶店的茶商也跟他一样，起步在一个三十平米的小屋。那是浙江的茶农，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年来北京发展。找上吴裕泰、张一元，想给他们供茶，结果被挡在门外。

　　这也是要来中国的“心脏”卖茶的大胆商人。

　　他们勤奋灵活不服输，偶然在浙江听到专家说到“有机茶”的概念后，坚定地抱着这个理念发展。“老百姓现在最重视自己的健康。”

　　随着快速的发展，主人从一个浙江的农村青年也跃身为全国青联委员。他们对海外销售的话题没多少兴趣。“我们品牌在海外不灵，利润很低。好茶卖不出去，远不如国内市场的势头。”一位工作人员说，“海外贸易壁垒，口味不同，标准不同，这些都是走出去的问题。”

　　中国茶叶历史的前几百年，由官府书写。茶叶是外交手段，是政府现金牛，也是治理边疆的工具。但现在，茶叶仅仅是个放开的商品，按最大价值来算，中国茶叶一年产值1200亿元，不及江苏省钢铁企业三个月的产值。

　　百年间，茶叶从支撑清朝国库的大商品，成为了切切实实的小商品。

　　所幸，最近三十年，一位业内人士感叹，茶叶行业越来越有活力。“茶叶这个行业最大的变化是，由国有经济占主导，变为民营经济占主导。”

　　这也让人充满期待，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王庆期待茶叶股的诞生，期待中国能有一个跨区域的全国性茶叶品牌，最终，能打上自己的品牌，销往海外。他说，这背后，必须有被广泛接受的中国茶文化和标准做支撑。

　　正如准备扬帆海外的吴裕泰掌门人孙丹威所言，“茶叶推销要讲一个被外国人喜欢和接受的故事”。

　　数百年来，西方流传的经典故事绝不停留在“猎奇”和“有情节”。中国茶叶要讲什么样的故事，才能最终重新被外国人青睐呢？(余芳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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