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敦吉尔斯东大街9号的墙上有一块蓝色牌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字句：植物学家福钧1880年逝世于此。你是否觉得此人是一个陌生的名人？不仅你有如此感觉，在这个70％的居民都养成了每天下午喝一杯茶的习惯的国家里，很少有人知道此人的冒险经历。福钧（又译“罗伯特·福琼”）曾在19世纪中叶潜入中国，在中国人鼻子底下窃取中国的茶叶机密。他的冒险行动收获巨大：现在，全世界的茶消费每年达9000亿杯之多！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历史学家关注过福钧过去执行高风险任务的情况。但英国茶道爱好者、纪录影片制片人、法学家威利·佩雷尔施泰因揭示了前大英帝国经济文化史中的这个重要插曲。1996年，在阅读了福钧的手记《茶叶和鲜花之路》后，佩雷尔施泰因隐约地感觉到，在这部手记的字里行间蕴藏着另一种情景。于是，他同作为电影工作者的姐姐黛安娜·佩雷尔施泰因以及另一位合作者一起开始研究此事。历时4年的研究证明，福钧当年的冒险活动乃是一种经济间谍活动。
   
　　锁定目标：茶叶
   
　　19世纪40年代，尽管有来自布鲁斯兄弟（苏格兰人）1830年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开辟的茶叶种植园的竞争，中国仍是世界上第一大茶叶生产和供应国。对布鲁斯兄弟十分不 利的是，他们生产的茶叶质量太差，根本不可能与中国的茶叶媲美。
   
　　1834年，自1599年以来一直为英国王室服务的东印度公司丧失了茶叶进口的垄断权,自己生产茶叶就成了这个贸易巨头（18世纪末，该公司在鼎盛时期控制着世界上三分之一的贸易）的主要目标。在茶叶贸易上依赖中国的东印度公司作出了很大努力，想移种中国茶。为此首先必须找到能刺探到中国茶叶生产秘密的专家，东印度公司把目光转向了福钧。
   
　　福钧对中国比较了解，因为1842至1845年间，他曾作为伦敦园艺会领导人在中国呆过一段时间。他学习中文和远东的风俗习惯，熟练掌握了使用筷子的技巧，并在回国时带回了100多种西方人没有见过的植物，其中包括小巧的盆景植物。他指出，绿茶和红茶是同一种植物，这一看法在西方人中引起了争论，被认为是胡说八道。
   
　　受东印度公司的派遣,福钧于1848年6月20日从南安普敦出发前往香港。但这时他还不知道自己的使命究竟是什么。佩雷施泰因从保存在英国图书馆里的东印度公司资料中发现了一份命令。命令是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1848年7月3日根据植物学家詹姆森（他负责在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试验种植茶叶）的建议发给福钧的。命令说：“你必须从中国盛产茶叶的地区挑选出最好的茶树和茶树种子，然后由你负责将茶树和茶树种子从中国运送到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运到喜马拉雅山。你还必须尽一切努力招聘一些有经验的种茶人和茶叶加工者，没有他们，我们将无法发展在喜马拉雅山的茶叶生产。”福钧毫不犹豫地充当起了间谍角色（他预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24个月时间），这既出于冒险的爱好，也是基于利益的诱惑：英国付给他的报酬是每年550英镑。
   
　　化装潜入 大量盗取
   
　　1848年9月，福钧抵达上海。当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根据南京条约向外国人开放的小港口，被认为是“冒险家的乐园”。那时，鸦片已渗入中国，近200万中国人沉湎其中。鸦片对中国人来说是一场灾难，但对英国商人来说却是赚钱的好办法。形势很紧张，中国人对欧洲人很敌视。在这种情况下，福钧必须运用计谋才能混入当地民众中而不被认出来。但这很有难度，因为福钧身高1.8米，具有英国人的肤色。他弄了一套中国人穿的衣服，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理了发，加上了一条长辫子（他上次在中国就已用过的辫子），打扮得让乡下的农民认不出他是欧洲人（农民也没有见过欧洲人），然后向以盛产绿茶闻名的黄山进发。陪同他前往的有来自产茶区的两个中国人。这两个人一个是男仆，一个是苦力，他们收了福钧的钱，便帮助他隐瞒身份。
   
　　福钧的任务充满风险。他是继葡葡牙人后第一个渗入中国内地的外国人，如果被清王朝的卫士发现，他必死无疑。此外，他还必须小心提防无处不在的强盗匪徒，对付急流险滩，靠葡萄牙人绘制的错误百出的地图寻找道路，应付随时可能患病的危险。但这些风险不但没有吓倒福钧，反而使他感到十分兴奋和刺激。正像佩雷尔施泰因所说的那样，福钧是“一个杰出的植物学家，同时也是一个冒险家”。
   
　　面对丰富多彩的各种植物，面对满山遍野的绿色茶树，福钧兴奋不已。每走一段路，他都要纪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佩雷尔施泰因就从图书馆里看到过他写的14篇旅行手记。福钧从早到晚观察植物，他深知茶树种子在当地茶园是多么珍贵和受重视。
在跋涉于绿茶区的过程中，福钧发现，这里多雾的气候和富含银元素的土壤很适于种植药用茶。他由此了解到何种气侯和土壤才适于种植优质茶。在宁波地区，他采集到许多茶种。他常常碰到这种情况：由于他出手大方，表现得体，主人常常拿出自己珍藏的最好的茶招待他这位客人，以感谢他的来访。
   
　　秘密偷运 招募能人
   
　　1848年12月15日，福钧在写给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的信中说：“我高兴地向您报告：我已弄到了大量茶种和茶树苗，我希望能将其完好地送到您手中。在最近两个月里，我已将我收集的很大一部分茶种播种于院子里，目的是不久以后将茶树苗送到印度去。”他们信中所说的院子，是指英国驻当地领事馆的院子以及一些英国商人住所的院子，福钧用这些院子来试验种茶树。他发往加尔各答的每批茶种和茶树苗都是分3只船装运的，目的是尽量减少损失。
   
　　1849年2月2日，在途经香港时福钧致函英国驻印度总督说，他想到著名的红茶产区武夷山去考察一下。获准后，他及其随从到了武夷山，其间住宿在一些寺庙里。他从寺庙的和尚那里打听到了一些茶道秘密，特别是茶道中对水质的要求。这一次，他乔装成知识界名流，了解到了使绿茶变成红茶的过程：对茶叶进行发酵处理，从而使茶叶的颜色变暗。绿茶的制作则不经过这道工序。当时多数欧洲人一般都喝红茶，因为绿茶运输过程中在船舱中发酵了。所以，绿茶和红茶都属于同一种茶。
   
　　福钧准备回印度。但是，他学到的茶叶知识还不够用，只有中国的种茶者才能把他们的种茶和制茶知识传授给印度的茶叶种植者。在回印度前，福钧根据一些西方商人的中国顾问们的建议，招聘了8名中国工人（6名种茶和制茶工人，2名制作茶叶罐的工人），聘期3年。这几个中国人离开中国没有引起任何怀疑（1851年，有许多中国人离开这个正在衰落的帝国，他们主要是前往旧金山和加利福尼亚）。1851年3月16日，福钧和他招聘的工人们乘坐一只满茶种和茶树苗的船抵达加尔各答。他们的到来将使喜马拉雅山的一个支脉的山坡上增加两万多株茶树。
   
　　最大的受害者：中国
   
　　3年后，福钧终于完全掌握了种茶和制茶的知识和技术。这甚至对印度的茶叶种植者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要想同中国茶竞争，他们就必须掌握这些知识和技术。佩雷尔施泰因强调指出：“福钧在茶叶和茶树苗运输方面是有所创新的；他挑选中国茶叶工人充当他的助手。这大大促进了印度茶叶种植业的发展。”
   
　　福钧深知他从中国窃取来的这些有近5000年历史的诀窍的价值。但是，他却没有估计到，中国错过了赚钱的机会，再加上19世纪末的经济灾难，中国的茶叶生产因此受到了严重打击。
   
　　回到英国后，福钧发表了他的旅行手记，删去了原稿中与他的间谍使命有关的细节。他从手记的出版中获了利。
   
　　1853－1856年，福钧又到中国呆了3年，目的是进一步了解花茶的制作技术，招聘更多的中国茶叶工人到印度去帮助东印度公司扩大其茶叶种植规模。
   
　　与此同时，在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山坡上，茶叶产量不断增加。1866年，在英国人消费的茶叶中，只有4％来印度。到1903年，这个比率却上升到了59％。中国人一直不明白自己的茶叶机密是怎样泄漏出去的。当时，在世界上销售给西方人的茶叶中，中国茶叶所占的比率下降了10％。
   
　　福钧晚年默默无闻。英国王室既没有给他颁发勋章，也没有让他从给英国带来的贸易收益中提成。但他生活得并不拮据。
   
　　现在，在中国，只有在杭州茶叶研究中心能看到福钧写的书。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曾在中国充当英国间谍。佩雷尔施泰因的姐姐拍摄的关于福钧冒险经历的资料片有朝一日 可能会在中国放映。届时，中国人将会明白自己在一个半世纪前曾落入什么样的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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