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季随母亲从南京来到北京后，在东皇城根小学念初小。1957年，母亲凭着邢台女师的毕业证书被安排到朝阳门外的黄庙小学教书，我也跟随到那里上高小。
   
　　那时，朝外坛口多的是演艺摊子。分为不同的等级，最差的是在胡同里摆几条长凳，几个盲人拉胡琴、吹笛子，一个人扯着嗓子唱，吸引闲人坐在长凳上听或站在旁边看。唱过一段后，一个负责组织的明眼班主过来收钱。壹分、贰分，壹角、贰角，敛的钱很少。有时班主的亲戚还会过来捡漏儿，把钱收归己有。有一次，我就看见一个脸上长满黑斑的丑女人，过来涎着脸说钱是给她的，请大家解囊。惹得拉胡琴的女盲人很不高兴，不断抗议。这些盲艺人的确很可怜，在寒风中拉了一天，不过挣几角钱，晚上才能在小饭铺吃上一块烙饼，喝上一碗汤。雨雪天挣不着钱，就只能挨饿了。再高一级的是在胡同外的空场上，摆一张长桌，桌前放几排长凳，艺人在桌前说书，听众坐在长凳上听。说过一段，说书人自己到听众面前一一敛钱。
   
　　比这更好的，则是在茶馆里，一间大屋子，玻璃窗上贴着说书人的海报：是什么人说，说的是什么书。屋里前方有一台柜，台前摆放着几排茶桌、长凳。说书人坐在台后说，听众坐在茶桌前的凳子上，边喝茶，边听书，有的还嗑着瓜子，吃着花生，很惬意的。两排茶桌的过道间，伙计提着一把大铜壶，不断给客人续茶。说完一段，说书人一拍惊堂木言道："且听下回分解！"伙计就手捧一个笸箩敛钱，有放壹角、贰角甚至伍角的，没有放分币的。再加上茶钱，收入比摆摊的强多了。冬天屋里生着一个高座煤球炉，很暖和。从屋外能看到一团团的热气，令在外边挨冻的人羡慕不已。这样的茶馆，我们这些孩子是进不去的，只能在外面趴在玻璃窗上偷着瞅瞅，侧耳偷听。
   
　　像这样的茶馆，坛口有好几家，朝外大街沿路也有两三家。1957年夏天，连阔如先生因为提了点儿好心的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草草结束了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的评书，秋冬之际下到朝外大街路北最大的一家茶馆说书。玻璃窗上贴着很大的红字海报：连阔如说《三国演义》。我以前每天傍晚六点半，都要听电台连播的连阔如说《东汉演义》和《三国演义》，简直入了迷，称得上是个小"连迷".我当时有关古典演义小说的知识全是从他那里得来的，对他那沉稳、宏厚、老到的声音和对历史人物、事件的中肯评说很熟悉，也极仰慕。但是只闻其声，未见其人。这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和一位同学竟然趴在茶馆玻璃窗上看到连阔如的真人了：胖胖的，穿着--身黑棉袄，很有些派头。声音还是那样浑厚、洪亮，好像洪钟回响，整个茶馆荡起一种嗡嗡的声音，隔着玻璃窗也能听到。茶馆里，人挤得满满当当，听众像看到神仙下凡似的抬头仰视、洗耳恭听，全没把连阔如先生当做什么"右派分子".记得那时正在说"温酒斩华雄"一段，连阔如在讲到袁绍叹息自己手下猛将颜良、文丑未到，帐下无人可敌华雄，关羽因此主动请缨，曹操酾酒送关羽出战时，施展自己的特技--模仿战马奔腾嘶鸣声："呀、呀、呀、呀、呀……"似乎整个茶馆都变成了沙场。

　　我俩偷听得入神，纵然已近三九，寒风刺骨，手冻得紫芽姜一般，也顾不上揣进棉袄袖筒里焐焐，只竖着耳朵傻听，极想知道关云长与华雄厮杀的结果。突然间，茶馆里的伙计手提烧得正烫的火筷子，开门大喝一声："小孩儿，跑到这里偷听！走！"
    　　
　　我和同学吓得魂都快飞了，连忙撒丫子逃窜。可我很想听听后面的内容，待伙计关门进去，就跑回来。这次不再趴在窗子上，而是蹲在门缝边上偷听。只听连阔如在说："马到中军，云长提华雄之头，掷于地上，其酒尚温……"
   
　　这时，又有人开门出来，险些推了我俩一个大筋斗。我们只得慌忙逃走，不敢再回去了。但对我们来说，能见到连阔如真人、听到他现场说书已经非常满足了。
   
　　对于我来说，这是人生难忘的一件事--连阔如说书时那洪钟般的声音，以及"温酒斩华雄"这段华彩奇书，在我的记忆中刻下了深深的印痕，总也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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