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茶树的原产地。世界上饮茶、种茶和茶的文化，都起源于我国。
   
　　我国茶的利用，相传给于传说的神农时代，起初是作为药用，后来才由药用转变为饮用并发展为一种文化或事业。据研究，古代巴蜀，是我国茶业最早发展的摇篮。古史传说记载，在西周初年，巴人就有以茶叶等土产向中原纳贡的情况。至西汉时，如王褒《僮约》所记：“烹荼尽具”，“武阳买荼”，在成都一带，饮茶就已约定俗成。“荼”即茶的最早假借字；“茶”字是唐中期以后才出现的。在此前，除荼字外，指茶的字还有茗、檟、荈、诧等等。“武阳”，即现在四川的彭山县。“武阳买荼”，反映当时不但有大量种茶的地方，还形成了一定的茶叶贸易和茶叶市场。从有关史迹来说，我国其他地方的饮茶习惯和茶叶生产，就是秦汉以后由巴蜀慢慢传播开来的。
   
　　那么，太湖地区是什么时候饮茶和开始生产茶叶的呢？关于种茶，在元朝以前，没有人考证过；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明末的周高起。他在所写的《洞山岕茶系》这一著作中称：“相传古有汉王者，棲迟茗岭之阳，课童艺茶。”《洞山岕茶系》，是一本专讲宜兴和长兴岕茶的地方性茶书，其追溯这一带种茶的历史，记下了这则传说。但是，这里的“古有汉王者”，哪个“汉王”？古到什么时候？不明确。无独有偶，在清朝邵晋涵的“尔雅正义”中，也提到了这一情况，其称：“汉人有阳羡买茶之语，则西汉已尚茗饮。”邵晋涵这句话，是指全国饮茶的历史讲的，但“阳羡”是宜兴汉时的古名，实际暗示宜兴一带在西汉时也已经产茶。所以，在乾隆以后的宜兴县志中，把上面2条文字同时收录一起，从而肯定宜兴也肯定了太湖地区在西汉时使已开始种茶的看法。关于明清时出现的这一说法，一在茶学界尚有争议，持疑的理由是周高起的记载，是根据传说，邵晋函讲的“阳羡买茶”，不见于此前的其他史籍，所以根据不足。的确，从史料来看，称宜兴种茶起于西汉，似犹根据不足，不过，从下面三国时的这条记载来推，宜兴和长兴一带种茶，似又当是汉以前的事情。
   
　　《三国志·吴书》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虽不悉入口，皆浇灌取尽。（韦）曜素饮酒不过二升，初见礼异时，常为裁减，或密风气茶荈以当酒。”这是江南也可以说是太湖地区现存最早的饮茶记载。因为孙皓即位只一、二年时间，在未做末帝前，他是乌程侯，封邑的乌程（今湖州）。韦曜晃云阳（今江苏丹阳）人，在孙权时就任尚书郎、黄门侍郎等职，在孙亮和孙休时，在历任太史令和中书郎等官，孙皓即位不久，韦曜因拒为皓父孙和写本纪，收监后被杀。所以，上面“密赐茶荈以当酒”的故事，当是发生在孙皓为乌程侯的时间，而不是在建业（今南京秣陵）即位的那2年。如是这样，那么长兴和宜兴一带种茶和饮茶的历史，就不会突发于时间不长的三国，而应该早在汉以前的事情。
   
　　太湖地区种茶、饮茶不管是西汉还是东汉开始的，从文化渊源上来说，都是巴蜀传播过来的。但是，茶叶文化传播到太湖地区以后，可能由于地理环境和文化因素的关系，在两晋和南北朝时，太湖地区的茶业发展很快，以致在这一时期现存的茶叶史料中，其记载超过了巴蜀，好似已成为我国茶叶文化的一个中心。由晋和南北朝的文献记载来看，这时太湖地区的饮茶，上自高门豪族，下至庶民僮仆，共嗜同好，已经形成为一种普遍的风俗。如《晋中兴书》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陆纳和谢安，都是东晋的达官望族，这里陆纳以茶果招待上客，标榜自己的俭朴，并以此称为“素业”，这也一定反映了这时吴兴和整个太湖一带饮茶的普及。再如《世说新语》也有这样一个故事，称太傅褚季野南渡以后，一次东游到金昌亭（在苏州），适遇吴中一些豪绅宴集于此。褚公在社会中虽然名气很大，但傲慢不恭；到亭后就命人“多与茗汁，少箸粽汁”，坐下来便只顾自饮自吃。吃罢，站起来慢慢举手对大家说：“我褚季野”，众人一听，无不狼狈，四散逃避。上面所说的“茗汁”是指茶，“粽汁”指酒，这反映这时太湖地区不但在家里用茶招待客人，在郊外宴游集会，也已少不了用茶。
   
　　在此以后，江南包括太湖地区，在茶的饮用和礼制上，又益发兴盛了起来。如南朝齐武帝萧赜，在遗诏中就曾提出了这样一条规定：“我灵上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这份诏书，颁于永明十一年（493）7月，很明显一般百姓，是无力以牲为祭的，所以，这一遗诏实质上是萧赜对子孙和遗族崇葬靡费的一种限制。所谓“天下贵贱，咸同此制”，实际是要富人采用贫民以茶饮和普通的食品设供的风俗。由这一史料，我们也不难看出，至少在南朝初期，江南和太湖流域一带，便已把茶广泛地应用到礼制的各个方面。关于南朝江南太湖流域饮茶的兴盛，这在北方的一些史籍中，也有不少反映。如《洛阳伽蓝记》中，就记到这样二则故事：南齐时，王肃投奔北魏，初到魏国，“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肃一饮一斗，号为漏邑。”几年后，王肃与高祖殿会，食羊肉、酪粥很多，高祖奇怪，问肃羊肉和鱼羹、茗饮与酪浆比较怎样？王肃回答：“羊比齐鱼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彭城王在场插问，你为什么不重齐鲁大邦而爱邾营业员小国呢？王肃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于是彭城王讥称：好！明天请来我家，“为卿设邾莒之食，亦有酪奴”。从此，北魏“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唯江表残民远来降者饮之”。这江表之民，主要指建康和太湖地区的士民。另一则故事是讲南朝梁时陈庆之逃到洛阳被任命为郎中，一次在友人家嘱醉后，失言称“魏朝甚盛，犹曰五胡，正朔之承，当在江左”，被在场的中原士人杨元慎听见，几天后，陈庆之生病，杨说能治其病，即含一口水喷在陈身上，口里念道：“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伯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莼羹，唼嗍蟹黄，……乍至中土，思忆本乡，急急速去，还尔丹阳”，把陈庆之大大侮辱一顿。这个故事，虽是一种趣语，但所说的“茗饮作浆、呷啜莼羹”等民俗，则确切地记述了江南和太湖一带的生活习惯。
   
　　南朝太湖地区饮茶的情况是这样，茶树栽培和制茶的情况又怎样呢？这在一些史籍中，也有少少具体记载。如刘宋时山谦之在《吴兴记》中载：“乌程温山（县西北20里），出御荈。”御荈，顾名思义，就是进献宫廷的贡茶。另外，《桐君录》也载：“西汉、武昌、晋陵皆出好茗，巴东别有真香茗，煎饮令人不眠。”《桐君录》原书已佚，梁时陶弘景在《证类本草》中曾引过，据此，一般认为这本书约成书于刘宋或稍早。上面提到的“晋陵”，即后来所称的常州，表明这时常州一带，种茶的历史已有一定时日，而且所产的茶叶，也达到全国上乘的水平。综合这些情况，无不清楚反映，在南朝初期，太湖西部地区的茶叶生产和茶叶，便已开始名扬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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